這個紀錄片由不同的殺馬特的自述組成，有非常多的征集的手機素材（三個豎屏拼成橫屏的版式很像前一陣子快手素材剪輯出來的抗疫紀錄片），但核心邏輯很清晰：看起來是回答“為什么要殺馬特”，實則在講述“我們是誰”。這些個體組成的群像，講述了不同段落的生活——在工廠的加班，在城市中的挫折，尋找自我和自我組織，與其他殺馬特的友誼，所受的歧視，13年時主流文化對殺馬特的污名和現在的生活。但其實不需要太多時間，觀眾就會意識到殺馬特的分類和視覺創造并不是本片重點，重要的是成為殺馬特的需求來自他們所處的生產關系中的位置，這群早早出來打工、生活極度貧乏的年輕人，他們想要逃離的是被老板克扣工資、被流水線異化、在城市里總被騙錢、不被家長理解的那個絕望的自己，他們想要成為一個有個性、有認同、有朋友、被關注的快樂的自己。為了讓自己有動力活下去，他們選擇了成為殺馬特，選擇用殺馬特作為人群中看見彼此的標記，找到對方、找到朋友和戀人、找到讓自己溫暖的地方。

采訪里有一個人說，工廠是一條通道，殺馬特是另一條上升的通道。你可以成為殺馬特家族中的“貴族”，雖然那是虛幻的，但快樂是真實的。“工廠里的職位就算空了，也是留給大學生研究生的，并不是說留給你們這種從農村出來的，所以我們不如干脆選擇另外一條通道。但我覺得這是快樂的東西。人，這快樂的話，我覺得是一樣的。”

李一凡分享的自己在創作中視角的轉變對于研究者、創作者很有啟發，他的預設是殺馬特是類似朋克的文化反抗（和劉偉偉的采訪里他談得更詳細），在驢唇不對馬嘴地和羅福興交流了很久之后、在搬去東莞石排鎮住了一陣子之后，他發現殺馬特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樣。如果一開始是視覺文化的預設，后面其實是轉到了社會政治經濟學，把研究對象從視覺形象的文化分析轉向了對人的理解，認識殺馬特到底是“誰”，是什么樣的人、怎樣生活著。他也提到這個過程里很重要的是雙方可以理解彼此的話語，能用對方的語言溝通。我也蠻佩服他沒有面對在跨越階層、文化、種族的研究里常會出現的自我懷疑。在倫敦常常看到自由主義話語特別是因為black lives matter的波及下，主流對“文化挪用”和“為庶民代言”（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自我審查，其實遏制了人們去表達對與自己不同的人的理解、去想象人和人之間豐富多樣的關系。

但現實里，主流與殺馬特、非主流之間的關系常常是側目、排斥甚至是絞殺，像中世紀對女巫的圍獵。去年李一凡在廣東時代美術館有個展，邀請了羅福興和他的一個朋友去廣州。但是這兩位不坐高鐵、非要坐順風車，到了廣州也不坐地鐵，就要坐土摩托去美術館。并不是生活習慣，或者是“習俗”或“文化”，而是因為每次坐高鐵和過有安檢的地鐵，他們都很有可能會被盤問，久而久之，他們便繞開了這些選項，選擇那些不讓自己受辱的空間。其實被污名化之后，殺馬特一直在躲。片子里介紹了殺馬特從2006/07年到2012年的蓬勃，到2013年突然被主流發現后，殺馬特的QQ群、QQ空間、開的游戲房間都被謾罵充斥，走在街上也會被打。他們刪掉了照片、不再玩游戲。“我們只是想要一個自己的空間”，不，不行的。

片子里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話來自一位去學了美容的姑娘，她現在頭發烏黑、妝容溫柔，很難想象她曾經的樣子。她動情地說自己結婚的時候，一定要再扮成殺馬特：“兩套婚紗照，必須要有一個殺馬特的造型，就是我小女孩的樣子，要珍藏起來回憶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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