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醫學科醫生用自己的經歷講述如何應對新冠肺炎焦慮

當新冠肺炎后心肌炎和新冠肺炎后猝死的消息滿天飛的時候，作為一名心理學家，我無法與焦慮“絕緣”。

抗原陽后的第八天，在經歷了頭痛、咽痛等各種“難忘的疼痛”后，抗原終于變成了陰。然而，在安靜的狀態下，我的心跳達到了100次/分，稍微動一下就是120次/分。我感到氣短、慌亂和極度虛弱。然后，我的焦慮“爆發”了。在家里，我“騷擾”了熟悉的心內科醫生、呼吸科醫生、全科醫生，甚至重癥監護室醫生，并問“我需要進入ICU嗎？”。

雖然我現在是一名心理學家，但20多年前，我也是頂尖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的推薦研究生。我的基本技能非常扎實。再加上我以前在方艙支援方面的經驗，我可以平靜地處理這次“渡劫”是合理的，但事實是“我知道所有的真相，但我就是無法控制自己”。

自我反省，具體原因包括以下幾點:

1、超出預期的疾病過程會刺激強烈的失控感。

回顧我的發病經歷，當我頭痛、咽痛、全身不舒服時，我的焦慮是可以接受的，但當抗原轉陰時，我仍然極度虛弱，伴有氣短、心悸和心率極快時，焦慮失去了控制。當疾病的發生和發展超出預期，暫時無法去醫院檢查，找不到合理的解釋時，焦慮明顯增加。

2、過去的不良疾病經歷會進一步加劇恐懼。

但這只是焦慮的開始，進一步加重焦慮的是以往的疾病經驗。因為我的擔心不是毫無根據的，我在2010年流感后真的患有心肌炎，甚至一層臺階，恢復后，心電圖留下多個導線T波倒置（提示心肌缺血），雖然每年復查心電圖和心臟超聲沒有新問題，2014年也生了孩子。但畢竟是“劫后余生”的心臟。如果我再次經歷類似的“暴擊”，我會像新聞里說的那樣嗎？

3、橫向比較讓你覺得“低人一等”。

除上述原因外，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同齡人比較”。周圍有一些“天選之子”。他們有抗體，沒有癥狀。許多同事在3-4天內“血液復活”，周末后繼續工作。即使在正常情況下，大多數人也已經恢復了7天的休息。而且我整整八天，雖然抗原變成了陰，但還是覺得極度虛弱，完全沒有恢復戰斗力。我只能繼續在家休息，讓剩下的同事上自己的課，心里充滿了愧疚和不安。雖然休息的原因是合理的，但看著他們的前任、同齡人和學生在前線掙扎，這種“同齡人比較”的壓力，可能只有在熱戰中的同齡人才能理解。

在這里，我不得不談談專家對患者心理的影響。我“騷擾”過的醫生都表現出了很高的專業素質和心理診斷和治療天賦。在回答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我們也非常重視心理安慰和鼓勵。我認為有三點值得總結。

1、專業基本功扎實。

作為大學附屬醫院，中山醫院幾乎每一位臨床醫生都會承擔一定的教學任務，這使得醫生不僅具有扎實的臨床基本功，而且對疾病的解釋非常系統有序。幾句話就能從臨床表現到診斷和鑒別診斷，再到處理和注意事項。這種清晰的思路和答案會極大地鼓勵患者，增加患者的控制感。

事實上，當我接受其他部門的臨床病人時，我經常自信地說：我們中山醫院的醫生說你沒有問題，你擔心什么，至少現在一定沒有問題。這種對專業的信心往往會讓患者迅速放松，建立信任感。

2、尊重和接受病人的情緒，了解病人過去的經歷。

有時候評估病情太多，會讓病人有一種不人道的遙遠感。尊重和接受病人的情緒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僅對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以后能否聽從醫生的建議具有重要意義。患者的情緒從來都不是無中生有的。如果情緒的強度超出了普通人能理解的范圍，就非常有必要花一點時間去了解患者及其家屬對疾病的過去經歷、態度和理解。有時候，從患者的角度考慮問題，患者完全可以從情感上感受到。這種情感共鳴對后續治療非常有幫助。

3、從患者的角度，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案。

如果以上兩點做得很好，基本上情緒已經得到了很好的安慰，就不會那么焦慮了。對我來說，根據診斷和治療過程，去醫院檢查，明確診斷不是最好的選擇，全家都生病了，如果不是自我判斷“快”，我不會也不想去醫院和真正的嚴重病人“競爭”醫療資源，增加同事的工作壓力。

基于對我情況的了解，雷蕾醫生在心內科的一句話給了我很大的安慰:“我覺得即使你患有心肌炎，治療也是在家休息。如果你心跳快，你可以服用降低心率的藥物。”這句話看似平淡無奇，但她完全站在我的立場上，綜合我的基本情況，在充分考慮權衡利弊后，提出了最適合我的選擇。這句話打消了我所有的顧慮，讓我瞬間更加踏實。

現在，我已經服用了降低心率的藥物。在安靜的狀態下，我的心跳恢復正常，在好同事的幫助下，我可以繼續在家臥床休息。雖然仍然處于虛弱狀態，但以前嚴重的焦慮幾乎消失了。

回顧這些天的焦慮，我覺得有點有趣。當然，我的焦慮并非完全不好。被我“騷擾”的醫生忍不住嘆了口氣：原來的心理學家也可以如此焦慮。從這個角度來看，心理學家可以神秘，但也有積極的效果，如果你能給公眾一些有用的參考信息，那就更好了。

(作者葉塵宇，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心理醫學科副主任醫師，中華醫學會行為醫學分會青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